史話》太平天國爲什麼會失敗?──未酬邦國中興之44(朱偉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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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話》太平天國爲什麼會失敗?──未酬邦國中興之44(朱偉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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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秀全與少年時代的私塾同學馮雲山經過多年傳播拜上帝教,於1850年末至1851年初與楊秀清、蕭朝貴、曾天養、石達開等人在廣西金田村組織團營舉事,後建國號「太平天國」,並於1853年攻下金陵,號稱天京(今南京),定都於此。(圖/時光網)

孫中山對主義二字的定義:主義是一種思想,一種信仰,一種力量;太平天國的主義,不僅有思想,竟還宗教化起來,產生出力量,就非常強大了。故大平軍都勇敢善戰,勇往直前,確具有因信仰而產生的力量;一如前文曾提及在民國15年前後,都是國民革命軍的軍官,一爲共產黨員的段德昌,另一爲左傾的彭德懷,他們二人之間的談論,彭問段:「共產黨員打仗爲什麼那麼勇敢?」段答:「勇敢是來自他們的理想。」彭問:「什麼理想?」段答:「共產主義理想」。故太平天國的義士們,是他們的思想塑造了他們的理想和信仰,而生力量。

不僅如此,太平天國也從基督教那裡山寨了組織架構,以及對基層組織的活動辦法,譬如有固定的禮拜儀式。他們把星期六定爲「禮拜日」,把「做禮拜」作爲基層組織活動中最重要的事務;這似乎比國民黨二蔣時期的小組活動強多了。在佔領的地區內,舉行禮拜儀式的前一天,路口便會掛出旗子,上面寫着:「明日禮拜,各宜虔敬,不得怠慢。」禮拜當天三更子時之後,每一間面街的房子都要點燈,要供茶、供飯,要打鑼召集大家聚在一起。然後有一位宣講師稱「先生」者,出來領導人衆頌讚上帝,等宣講師宣講完畢才散會。

但這組織活動不僅僅是禮拜聚會,還有論壇式的臨時聚會,這種聚會稱「講道理」會。太平天國內客家人不少,客家人所說的「先生」就是現在所泛稱的「老師」,甚或是西方所稱的「教父」,「先生」出面「講道理」,和西方哲學家所說理性的討論或辯論相當;任何事情都有其「道」,把「道」的「理」說清楚、講明白,或也正是毛澤東先生所指的新民主或人民民主吧。故遭遇到任何重大事情、或有重要消息要發佈,就把有關民衆召聚過來,由「先生」出來解釋事情或消息的內容、意義。發一個命令,要「講道理」;做一件事,要「講道理」;處決一名罪犯,也要「講道理」。

在過去中國傳統宗法社會中,很少見到這種全員參與式的密集動員活動,經營出一種羣體的參與氛圍,讓鄉民離開自己原本侷限的家族及親友範圍,體驗廣大羣衆間的集體情緒與意志。太平天國從公元1851(咸豐元)年金田起義到公元1864(同治3)年天京金陵被湘軍攻,前後歷時約13年,據估計因這次國內的戰亂而死亡、受傷、失蹤、遷徒者可能高達7000萬人,堪稱中國歷史上戰亂傷亡之最。清廷官史的記載說:「此次金陵城破,十餘萬賊無一降者,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。」對後世同情革命起義的人士言,這個記載或也正是太平天國的豐碑。那太平天國爲什麼會失敗?抄些事後諸葛亮的話藉供參考,約有下列數端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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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天國玉璽。(圖/維基百科)

一、太平天國在創建之初,就缺乏一個明確的人世間的建國綱領。其主要號召是民族主義的呼籲以及鄉民們對現狀的不滿,是一股以憤限或仇視爲主的強大破壞力量,欠缺一致性的國家建設願景。執政之初,推行公有的田畝制和聖庫制,兩者皆爲強調平均及財產共有的體制,深深吸引了正遭受清廷沉重賦稅之苦的鄉民。初心是很好,可惜在執行上沒法順利施行,最後敗在執法者們的貪得,以及王爺、將軍們的特權上,上位者生活變的越來越奢侈揮霍,號召力自然日減。

二、天國的政治架構也很特殊,名爲「軍師負責制」,天王是國家虛位元首,臨朝不理政,是象徵性存在;國家權力掌握在「軍師」之手。當時,東王楊秀清是左輔正軍師、中軍主將、「天父替身」,集政權、軍權、教權於一身,是實際掌權人。可是天朝前後共分封了2700個大小不等的王,這些大王、小王們聚集在一起,能齊心一志嗎?最初是靠東王楊秀清的嚴厲執政維持着表面的一致性,慢慢天王洪秀全、東王楊秀清、北王韋昌輝、翼王石達開之間產生了嚴重嫌隙。最後天王洪秀全支持北王韋昌輝,率軍三千攻入東王楊秀清府邸,屠滅楊秀清全家;翼王石達開,認北王韋昌輝殺戮過甚,又誅殺了韋昌輝出走。政治高層殺成這樣,小王們能不膽寒?而小王爺們其次以下的追隨者,當然更不易齊心運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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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太平天國各位領導人的本身也有知識上的侷限性。他們雖有新思想、新論述,但對本身國家的文化傳統實際的瞭解不深,對於外來的文化認識亦非常淺薄。在憤恨或仇視的情感推動下,有一時的強大爆發力,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習慣和風俗信仰。譬如太平天國原是政教合一的組織,所以上帝教的教條,既是軍規,也是法律。在作戰之初和建都的過程中,雖然起了很大的作用,但在建都之後,卻沒能因時制宜地訂出一套完整的治國政策,而是直接將治軍的教規推行於整個社會,結果不但行不通,反而使人民大爲失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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譬如在所執政的城市,強令推行現今所謂「戰時共產主義」制度,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「解散家庭」,把居民按照性別編入男館女館、男營女營,使得夫妻無法在一起,這種把社會變成大軍營的做法,或有軍事上的便利性,但亦違背常理,遭到許多人民的不滿,還進一步的導致了生產受到破壞,各項物資日漸缺乏,糧荒日益嚴重,這結果完全與當初起義時的理想背道而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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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雖有洪仁玕從香港抵達天京,頒佈了《資政新篇》,該新篇根據因時制宜、審時度勢原則性提出了許多新的主張,如主張加強中央集權,民生經濟方面加強興辦工礦交通事業;改革社會陋習,增進文化、衛生和福利事業,改革刑罰制度等,是一個統籌全局的治國方案,但未能列爲太平天國的施政綱領。也就是說這《資政新篇》僅被洪秀全批閱過了,獲許可在太平天國內印刷發行和流通而已。

洪秀全認可《資政新篇》刊行,並不表示太平天國其他重要人物也重視該書,像忠王李秀成被清軍俘獲後,清方的記載說:「僞幹王(即洪仁玕)所編各書,李酋皆不屑看也。」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看過《資政新篇》後,卻讚賞說:「於夷情最諳練……觀此一書,則賊中不爲無人」。

這些,證明了太平天國中重要領導人本身知識上的侷限性,導致整個太平天國起義,不幸淪爲空有理想而無實效之路,有點像印證了鄧小平先生的主張:「實踐檢驗真理」,是在實踐上敗下陣來。天國不僅未能給人民帶來新希望,反而製造了人民的痛苦和離亂,也是曾國藩的湘軍及李鴻章的淮軍,可以用那被指爲「虜妖走狗」的漢人身分,平定漢人壯烈起義的原因。至於其他在戰術或戰略的種切,在這政略的缺失下,都不重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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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爲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)

【未完待續,朱偉嶽專欄每週日刊出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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